战国时有两个尉缭。

一个是魏惠王时人。

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，曾做秦的国尉。

而《尉缭子》一书的作者，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。

其生平事迹，因为史简有阙，已不可详考。

《尉缭子》一书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已有记载。

其杂家类说：“尉缭二十九篇，六国时。

”兵形势家说：“尉缭三十一篇。

”可见，《尉缭子》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。

但是，唐代官修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只收录了杂家《尉缭子》。

魏征所著《群书治要》收录的《尉缭子》四篇与今本相同。

新、旧两《唐书》的《艺文志》、《经籍志》也把《尉缭子》列入杂家。

但北宋王尧臣编《崇文总目》时，则把《尉缭子》列为兵家。

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《武经七书》，也把《尉缭子》收入。

由此，杂家《尉缭子》变成了兵家《尉缭子》，相沿至今，尚存二十四篇。

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《尉缭》，清修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肯定这一说法，范老从之，恐与史实不符。

南宋陈振孙著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怀疑《尉缭子》为伪书。

此后，学术界即斥《尉缭子》为伪书。

直到1972 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《尉缭子》，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。

《尉缭子》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，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，虽然不如孙、吴《兵法》深刻，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。